金钟奖终身成就奖获奖人物蒋英 我是个死心眼的人

蒋英自小受其父蒋百里影响，喜爱西洋古典音乐。在随父亲出访欧洲后，她立志终生从事音乐，考取了国立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，师从系主任、男中音海尔曼·怀森 堡，全面学习西洋美声唱法，掌握了不同时期不同作曲家不同形式的声乐作品。同时攻读德语、法语、意大利语、英语。蒋英那时每天排得满满当当，练声、练琴、 做音乐理论作业、语言，到了晚上，还要去音乐厅、歌剧院观摩演出，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，“真恨不得一天是30小时40小时，如果对音乐没有奋不顾身的爱， 我想那时我根本坚持不下来，那时候我像掉进了音乐海洋里，有吞不完的好东西。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蒋英学成回到上海，在兰心大剧院开了首场独唱音乐 会，轰动了上海。当时的报纸评论“……她戏剧性的才华得到充分发挥，无论在音域和音量上，她掌握得极为出色，熟练的技术与丰富的经验，使得快速的滑音和花 腔都显得极为轻巧和优美”“她卓越的歌唱艺术，加强了记者对中国艺坛感到必将吐射光华的信念，中国人一样有了优越的艺术天才，良好的资质和聪敏的头脑，在 正确的指导下，能努力苦干，仔细琢磨的话，那将来在世界乐坛上，吐射着原子式的灿烂光芒也是意料中的事。”这段预言，四十多年后，经由蒋英的学生们，如傅 海静、姜泳、祝爱兰、赵登峰、孙秀苇、多吉次仁多次获国际声乐大奖得以实现。
 
 
对学生：心血比钱重要得多
 
    “我本来是演员，由于家庭原因，被迫放弃舞台生活来搞教学了。当时想为大局为家庭总要做出牺牲。我以为不能上舞台唱歌就算做了牺牲。因为我认为学了这些就 一定要当演员才能实现我对音乐的爱。但到了音乐学院后，我的观念慢慢转变过来。我由开始不懂得爱学生、教学（怎么当老师，没人教过我。）到后来爱教学了， 也爱我的学生了。我总看学生的优点，学生唱得好时，我就特别高兴。现在年龄越大，我越爱教学事业。这完全是从内心出发。我总是想让学生少麻烦一点，让学生 多懂一点。以前我教一个姓王的学生，法国歌怎么也唱不好，我让她上外院找一个法语老师，我给付报酬。她现在巴黎，还记着这事，每次回国都带一份很重的礼 物。我这方面为学生流的血汗比钱重要。”蒋英说，“有一年，我哮喘很重，需要喷激素，才能控制。当时有个学生叫吴晓路，唱舒曼的套曲，她不会德文，我念， 她跟着念。我喘，气上不来，家人劝我赶紧上医院，我不答应，坚持一定要念完再上医院，我用毅力坚持着，我一定不能倒下，念到后来的声音都哑了，念完了才去 医院。有一年，帮一个学生出国参加比赛，我在医院的病床上，翻《费加罗婚礼》的词，不断试唱修改，剧本都让我用散了。没办法，我爱教学这个专业。”正如她 的学生赵登营所说：“蒋老师教我们那整个是玩命。”
    蒋英带出了傅海静、姜咏、祝爱兰、孙秀苇、赵登峰、多吉次仁等在国际上获大奖并能占居世界歌剧舞台的学生，这与她对学生的倾心付出和因材施教息息相关。 “教学生首先我教给他们正确的基本功，有了好的基本功，他们可以自己往上添东西。但基本功没打好，到国外学也不行。我觉得本科生最重要的是基本功，根扎得 深，树才能长高。但怎么打基本功呢？世界上没有一个音乐学院有统一的声乐教科书，根本原因是每个人的条件特殊，教学必须因人而异。这就要了解学生，从他的 嗓音条件歌唱状态到心理活动都要了解，这样才能针对他的情况准备教材和教法。像傅海静这样的学生，条件好，又肯下功夫，就要给他难一些的作品，调动他的积 极性。他嗓子爱出毛病，有时唱完一首歌嗓子状态就不行了。我针对他的毛病，先给他唱一些适合他演唱的德国、法国的艺术歌曲，慢慢地、等他的毛病解决了，再 给他唱一些大歌。孙秀苇刚跟我学时，母音不干净，我就用一些母音清楚的歌让她唱，把5个母音唱清楚。‘u’难唱，但‘乌鸦’她能说得很好，让她从‘乌鸦’ 说起，然后把‘乌’拉长。赵登营当时的问题是喉音重，我让他从基本的母亲练起，‘a、o、i’，我示范、他模仿。赵登营模仿我时，我不跟他说小舌要靠后， 舌根在什么位置，我让他在自然说话的基础上慢慢扩，就像演讲时声放大一样，慢慢进步，然后在教他深呼吸、京剧的小腹呼吸。”
    此外，蒋英认为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应该很融洽，是朋友式的。“学生有什么不舒服要敢说，不应该让学生紧张。有一次，别人老师的一个学生敲我门，问我一个很简 单的问题，我告诉他之后问他：为什么你不问你的老师？他说不敢问，我刚教学时，也有过失败的教训，学生乘兴而来败兴而走，看到学生这样，我很难受。学生上 我的课应该乘兴而来，乘兴而去。其实有时是心理作用，不一定是声音不好，对老师没信心，不肯合作。这种时候，找书记、辅导员，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。学生也 聪明，他们也互相批评：别跟你老师学了。于是就要换老师。这时要和书记合作，让书记问问他，有什么困难，劝劝他，有点耐心，慢慢来，先不要换老师。当然老 师也要有自我批评精神。要依靠集体的力量。譬如可以把学生的问题拿到教研室上，大家都出点主意，互相帮助。以前我在歌剧系时，教研室很活跃，有时可以为一 个学生的问题吵起来，大家都很直接，最后试试看的结果，大家就统一了。从歌剧系，走马灯似的，每周学生都要唱一遍，所有老师都了解这20多个学生的状态。 我是那种老派的教师，每节课之前，我都认真备课，我上课时，每个人的声音我都清楚，知道每节课要解决的困难在哪，这样学生就能高高兴兴地回去”。
 
对家庭：风雨同舟，互帮互助
 
    蒋家和钱家两家是世交，钱学森的父亲和蒋百里都是秀才，考取进士后都到日本留学，一个学教育、一个学军事。回国后，又都在北京工作，两家常有来往。钱学森 是钱家的独子，蒋家有5个女儿。钱学森妈妈非常羡慕蒋家热热闹闹，非要跟蒋英妈妈要一个女儿。蒋英妈妈当时倒挺大方，说：“那你挑一个吧！”钱学森妈妈挑 了老三，就是蒋英。于是，蒋英正式过继给了钱家，请了几桌客，从小跟蒋英的奶妈也过去了。蒋英名字也改了，叫钱学英。据蒋英回忆：“那时候我5岁，而钱学 林已经10多岁了，跟我玩不到一块儿。他会吹口琴，我也想吹，他不给我吹，我就闹。他爸问怎么回事，我说大哥哥欺侮我。他爸就带我到东安市场买了把口琴给 我。过一阵，我爸爸妈妈‘醒’过来了，觉得舍不得我，跟钱家说想把老三要回来，再说，我自己在他们家也觉得闷，我们家多热闹哇，五个姐妹在一起多开心呀。 钱学森妈妈答应放我回去，但得做个交易：你们这个老三，将来得给我当儿媳妇，长大了，是我干女儿。后来我管钱学森父母叫干爹干妈，管钱学森叫干哥。我读中 学时，他来看我，跟同学介绍，是我干哥，我还觉得别扭。那时我已是大姑娘了，记得给他弹过钢琴。后来他去美国、我去德国，关系就断了。他一直到36岁还没 女朋友，后他跟我说：你跟我去美国吧！我说：为什么要跟你去美国？我还要一个人待一阵，咱们还是先通通信吧！他反复就那一句话：不行，现在就走。没说两 句，我就投降了。我从心里佩服他。钱学森是科学家，有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，但他很喜爱艺术，尤其是音乐。我们在美国的时候，经常在一起听唱片。有时我唱歌 时，他围在我身边走走。特别是我们被监禁的5年生活中，音乐使我们摆脱了孤独。”
    在蒋英教授执教40周年活动中，88岁的钱学森写来书面发言，他说：“我和蒋英结婚已52年了，这真是不平静的52年！蒋英在声乐表演及教学领域耕耘，而 我则在火箭卫星的研制发射方面工作——她在艺术，我在科技。但我在这里特别要向同志们说明：蒋英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启示，这实际上是文艺对科学思维 的启示和开拓！当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，得到了启示。这就是艺术对科技的促进作用。”在另一次表彰钱 学森的全国性大会上，他隆重地向大会介绍了夫人蒋英，他说：“她是女高音歌唱家，而且是专门唱最深刻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的。正是她给我们介绍了这些音乐艺 术，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，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，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，或者说，正因为我受的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，我才 能够避免死心眼，避免机械唯物论，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，活一点。”
 
对艺术：就是一个死心眼
 
   谈到自己的成功，蒋英除了她对艺术的爱最重要的还有一点——那就是死心眼。“这是我从德国那学来的，干什么事情，要么不干，要干就要尽全力干好！记得我 刚回国，参加全国第一届音乐周，我不但参加了独唱音乐会，作了《关于西欧声乐发声史》的报告，在闭幕联欢会上，我自弹自唱了几首莫扎特和舒伯特的歌曲。节 目演完，周总理走过来说，唱得好，但我听不懂呀。回家的路上我一直琢磨这句话，终于悟出了其中的含意：用外文唱外国歌，有多少人能听得懂呢？从那以后我下 决心学中国作品，起初我认为这事难不倒我！但实践证明，我不懂汉语的四声，不懂诗词音韵，更别说表现作品风格了。死心眼帮了我大忙，我拜老艺人为师，学京 韵大鼓、单弦、京剧、昆曲。后来我敢在舞台上唱中国作品了。我最难忘的一次演出在阳泉为煤矿工人演出，舞台是露天的，没扩音设备，我踏着“吱吱”作响的木 板奔向台口，台下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工人，山丘土坡上站满了人群。那天只有三分明月，我看不清观众的表情，但能感到台下沸腾的气氛。我拉开嗓门，用上全身的 工夫，唱我临时编的歌唱矿工英雄的歌。我感到自己的声音从来没这样响亮、这么流畅过，这声音确是从心里涌出来的。当我的歌声刚落，掌声雷动，一股热流从台 下向我涌来，我只有再三地、深深地向劳动人民鞠躬，来遮掩我的眼泪和跳动的心。”         ■ 赵世民